可既是艺术片，或小众片，更明确地说是反映现实、关心民生、扣问时代的严肃片，那无论如何的小众，声誉与口碑也就不会太差。阳春白雪，和之者寡，但誉之者必众。这也符合人性的规律，很少有人能做到道德的高标，但没有人会否认自己的道德感很低。每个人都是“身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也幸亏有这样的心理，我们才可以一直高举“人性”的大旗，虽“屡败”，但可“屡战”，道德的大旗终不会倒。从贾樟柯来说，一开始就注定了，声誉和社会关注度会站在他这一边。但这并不是说他在讨巧，是人性在讨巧罢了。
我个人想看这个片子，心理也真是复杂得很。说不是喜欢这个导演，也不是；说不是因为他的题材和类型，还不全是；说不是因为演员的关系，也不能说是，因为我还是很关注赵涛的，适巧她的片子也不多，基本上全是贾导的。可我也不能说是自己就为了导演，为了演员，为了题材来看这个片子。从主观上来看，最喜欢他的，还是《小武》和后来的《站台》，小人物，没有强烈的戏剧性，就是平淡的生活，可是你很关心那些人的生活。如果要看帅哥和美女，那就免了。这些影片中的人物明显是很有特点和味道，但是那种平淡的隽永没味道，在心理与生理上的刺激不会太大。坦白地说，要看明星，王家卫张艺谋的片子也就够了。就如吃菜一般，有些调料足些，下料猛些，那么戏剧的张力似乎也就强些；而有些，就只是淡淡的，然而还不至于是水那么淡，像茶一样，你品了，也许就慢慢地觉得醇厚了绵长了。可关键是你得去品，你得用心。
可说实话，其他贾导的片子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比如《任逍遥》，太浮了，因为那正是他要的一种东西。比如《世界》，太俗了，那也是他要的一种东西；比如《三峡好人》，太淡太平常了，那，也是他要的一种东西。其实他可能这些都不要，他是做记录片的，他可能只是要记录一种东西，一种生活，一种状态。而生活，是这样的。这些片子没有强烈的戏剧性（《任逍遥》有一点，不强；《世界》有一些，生硬），吸引力也就小些。
不过，“艺术片”与商业片比起来，导演的主动性可以多一些，实验性不妨强一些。可以说贾导的每部片子，都有创新，虽然有些看来不成功（市场意味和口碑意味上的）。可以说从题材上来说，每次都是创新；其他如拍摄手法上的，运用镜头（这里我也是看别人的，我不懂）上的创新；《世界》里面的flash，与赵涛的那一身雨衣（据说是赵涛自己提出来的想法）；《三峡好人》里的飞碟（是吧？），和《二十四城记》的采访与演员演出结合。不能说其他导演没有想法，但可能题材或投资商都会限制导演的发挥空间。
《二十四城记》不是一部记录片，并非是因为它有演员出演的成分。它的叙事与剪辑是电影的（当然也不是说记录片没有这样的手法，可坦白说，记录片也是“片”啊。反正我不懂，又有话要对自己说，呵呵）。从开场的动员或总结会，到熙熙攘攘的工人下班，到开始采访第一个工人（安排他的目的是表现工人对工厂的感情），到老工人的生活与现状，到吕丽萍，再到东北的那个回忆母亲与外公外婆的经历，再到陈冲，陈建斌，赵涛……可以说是有意识地从方方画面（横向）到一代一代（纵向），从生活到情感都给420厂以及那个时代来了一个特写。在叙事与剪辑上，它有它的逻辑，非常自然的逻辑；也有它的戏剧性，有其内在的张力。我忘不了那个老工厂师傅在看望得病（可能是癌症）妻子之后回家的那个蝺蝺的背影，老人慢慢地走过一片打麻将的人群，那是一种强烈的对比。
电影的音乐与黑片运用以及配词（有选自诗的，有选自文章的，有中国的，有外国的）都是一大亮点。配乐是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日本人的我觉得也就是那些西洋乐器（应该是小提琴吧？），非常合适地在适合的时候响起，衬托人的一种心境，凄凉、渺小、与无奈。而中国人的在影片中则主要表现了一种茫然与浮躁，一种内心的纠缠，感觉有什么话想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的那种，有力量可是不够大，又没有方向。而且基本也就是几句开始的呓语式的哼唱，非常适合影片，虽然这影片是写实风格的。黑片运用，则非常巧妙地把戏剧的张力（或敏感的地方）强制性地压抑住，在人的视觉与感觉上形成一种阻隔，一面使情绪暂时脱离失控，一面则使思想放假走远，可以想得更多。配词则有时说明一种时代，有时表达一种愿望，给沉重的话题打上或阳光或阴霾或粉或蓝的种种色彩。
演员的表演是人们或赞或贬的地方。我个人倒不觉得。我们觉得不协调，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对那些演员太熟的原因，是我们自己主观上先把演员视为不平常，凸显出来。大家议论表演最好的吕丽萍，我并不觉得就比别人强；大家贬的赵涛，我也并不觉得就比别人差。如果拋开我们已经认识他们的原因，凭心而论，他们的表演都是可圈可点的。你会觉得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些人，而这些人中间也有他们这样的类型和面貌。他们身上是有明星味道，但那是我们的主观印象给的。吕丽萍就是那样一个老人家的模样，她演的受人夸奖可能就是因为那种哀而不伤的味道，但如果是真实的那位老太太，也很可能是这样。这就是生活，毕竟已经过了那么久。陈冲的明星味道足些，但那是陈冲，她演的是一位上海去的而且还是后来才去的不是心甘情愿的而是被逼无奈的一位，她就应该是那个状态。比如陈建斌，他的眼睛他的说话方式，他的叙述也该是那副样子。还有赵涛，也就应该如此啊。大家表演的都不夸张，除了赵涛。但赵涛演的是那些工人的子女，是想逃离那种生活隔断与工厂所有联系但又无法隔断联系的一代。陈建斌虽然也有怨和不甘，可是他那时候是厂子最好的时候，他是进了厂厂子才开始不好的。而赵涛则是很小厂子就不好，外面世界很精彩的时候。赵涛的演技我觉得是充分表达出来的，那种逐渐积累到勃发到失控的调度，我个人觉得是很成功的。陈建斌据说是善于也惯于说戏剧性台词的，他的老师常莉在《天天向上》节目中提到了这一点，我个人也觉得他在《乔家大院》中乔致庸老年时对着镜子自言自语时是一种很失真很戏剧但表演与念白非常到位和精彩的一章，只是在《二十四城记》中，他演的并不过火，也不戏剧。
说实话，开始真的以为也就是每个人面对着镜头，一动不动，完全是接受采访的那种味道。那样真的是无比的考验，对演员也对导演。后来看了片子觉得不是。他们很自然，表演也到位。倒是对被采访的一些普通工人，导演是毫不客气的。也许是因为导演一开始就没打算认真去拍什么记录片，因此要逮住一切机会去捕捉那稍纵即逝的感情张力，因此对这些人的长镜头，静止状态，长时间的静默才用得比较多。我觉得这对这些人是一种残酷，也因此这些人的部分才更精彩。演员毕竟是演员，他们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自然地情感外露，什么时候会显得更为普通，因此导演与摄影毫不紧张如何去捕捉他们的每一种情绪，大家都有默契了。但普通人则不同，他们不懂得配合，更残酷和难以操作的是，他们知道是在接受采访，他们能看到镜头，因此他们的表达会更为不自然，我们明显看得出来他们的隐忍、拘促、无奈与不好意思。毕竟，这不是他们自己的聚会，而是他们要面对别人，而那别人很可能是全国人全世界人（我想他们可能一开始就知道是一部片子起码是记录片）。他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可能会想到是不是我说的话会连累别人或对我自己不好。也许会这样吧。
贾樟柯受到一种批评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在用演员表演的时候。也就是说既然这不是纯粹的记录片，也不能说不是纪录片，中间既有真实的人物被采访者，也有所谓的被采访者（演员），那最起码不在影片的开始也要在影片的结尾处交待一下。否则大张旗鼓地在陈冲那里打上“小花，某年进厂，来自何地”，就真的是有些可笑了。
